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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不仅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道教不仅存在于过去，在现代社会道教也是受到中国的推崇。而道教的文化也渐渐延伸成了现代的意义。那么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本期的道教文化为你解答，一起和小编来看看吧。
道教是以长生不老之道作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它劝人通过养生修炼和道德品行的修养而长生成仙，最终解脱死亡，求得永恒。道教在多方面继承改造了道家的东西，继承显示出与道家的联系，改造则显示了区别，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魏晋以后道教取代了道家的地位，在社会上扮演角色，发挥功能作用。美国学者唐纳德·毕肖普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导论》一书指出：认为道教是道家思想的普遍堕落和腐败的产物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道家思想所缺少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对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道家诉诸心灵或理性道教却诉诸于人的情感、情绪或情趣，道教充分巧妙地利用人的敬惧、神秘和惊异等感觉，而道家对此熟视无睹。（参见《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第479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作者试图说明道教文化对于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还有无价值意义道教文化是否为一种博物馆文化，仅仅陈列起来让人参观，就象我们观看文物展览一样作者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
我们的答案是:道教文化不是化石，不是文物，而是活生生的存在于现代中国社会当中，它还在活动，还在努力表现自我。为什么它还活着，还受到一些人的欣赏因为它有其自身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人们感到还能从中发现医治现代社会顽疾的妙方，它所提出的问题有一些与当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对当代人解决这些问题不无启迪意义。
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了发掘。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第二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董光璧《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一文认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危机中，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被科学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等人发现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向道家思想归复的某些特征，并以此为契机试图建构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葛荣晋发现：“在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灵魂还在以各种不同方式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渗透在各个生活领域和学术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引论》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道教是对道家的继承、改造和沿伸来说，道教中的某些内容亦有其现代价值，且有与道家相通的地方。我以为，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至少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我国道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道教文化理推万物，对我国的哲学、艺术、文学、音乐、医药、天文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自古就是道教洞天福地。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下湖南文化之道教文化。
天师张道陵，于东汉中期“自天目山游南岳，谒青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祠”，东汉末至魏晋之交，先后又有张正礼、冶明期和陈兴明等名道在南岳栖止修真，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华存，于东晋初入南岳，开坛布道。从东汉至晚清，在湖南境内从事修真、传道的著名高道，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南岳高道一百一十余人。在“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湖南分别占有六“洞天”和十二“福地”。
湖南道教宫观的兴建，始于魏晋，盛于唐宋，全盛时达数百所。目前，全省正式对外开放的著名宫观除南岳庙东八观以及黄庭、玄都、紫竹林、祖师殿、朱陵宫等宫观外，尚有长沙云麓宫、河图观、陶公庙，桃源九龙山、株州仙岳山、茶陵云阳仙、郴州苏仙观，永顺祖师殿等宫观50余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湖南是道教传播和活动的重要地区。据传说，早在道教创始期，东汉末年创建五斗米道的张道陵，“尝自天目山游南岳，谒表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祠”。道教在湖南的正式传播，当始于东晋时期的著名女道姑魏华存，在南岳潜心修道16年，传播上清经录，为道教上清派的创始人，在湖南最早播下了道教的种子。被封为南岳夫人，人称魏夫人。唐代道教鼎盛，湖南亦获得长足发展。
当时全国道教活动地址，逐步有三山五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称。而在三山五岳中，湖南占其一，即南岳衡山；三十六洞天中，湖南占其六；七十二福地中，湖南有其十三。明代，湖南道教多为武当道的继承和传播者，各地多建有供奉真武大帝神像的“祖师殿”。著名的有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慈利五雷山、岳阳大云山、张家界朝天观等。近代时期，湖南道教在总的趋向衰落过程中，仍有所建树，主要是新建和重建了一些宫观，如：长沙河图观、斗姥阁，南岳祖师殿，及浏阳青阳山道院等。
湖南道教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历代高道辈出。仅清《南岳志》记载，从东汉至明清时代，在南岳隐居和授业的名羽高道就有109人，或结庐修道，或参访云游，或谈玄讲道，或立说著书。近代湖南道教人士还适应时代潮流，组织过一些道教社团和机构，如1912年成立的中国道教会湘支部。
特别有影响的是1939年在南岳成立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这是周**、叶**同志亲自动员支持并建议定名的抗日救亡组织，叶**应邀参加了成立会，并发表讲演，号召爱国宗教徒走出禅房道观，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中国的许多旅游胜地，常常见到洞天、福地之名，所谓“洞天福地”，是道教选定的仙境：“洞天”，指有山峦合抱中虚，兼采阴阳二气的“洞室”通达上天，神仙主治，众仙所居，凡夫道士居此修炼，即可登仙；“福地”即谓“得福之地”，多为地仙、真人主宰，居此即可受福度世成仙。
洞天福地观念形成于东晋以前，早期道经《道迹经》、《真诰》均已提到“十大洞天”、“福地志”。南北朝道书《敷斋威仪经》将天下分为“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五名山……”，洞天福地具体名目则首先载于唐道士司马承祯（647——735）所编《天地宫府图》，以及后来唐道士杜光庭（850——933）《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和北宋道士李思聪《洞渊集》等书中。
湖南地处华中，道教文化渊源流长。全国“36小洞天”，湖南境内就有6处：即南岳衡山洞天、醴陵小沩山洞天、醴陵瓷业源头——沩山古洞天；东堡沩山，众山环绕，绵亘数十里，泉清林茂，风景秀丽，当地称“古洞天”。所谓“洞天福地”，是道教选定的仙境。“洞天”，指有山峦合抱，中虚而兼采阴阳二气的“洞室”，可直达上天，为神仙所居洞府，凡夫、道士居此修炼，即可登仙。
虽是道家之说，但这些地方确实是神奇清幽，山灵水秀，有其独特魅力。沩山洞天，峡谷幽深，溪流潺潺，清澈见底。冲口截流筑坝，建望仙桥水库。日益成为令人向往自然的旅游佳境。相对于十大洞天，唐代道教名人司马承桢《天宫地府图》，列全国道教36小洞天，72福地中，湖南有洞天6处，福地12处。
醴陵沩山是第十三小洞天：小沩山好生玄上洞天，相传为仙人花邱林和傅天师修炼之仙居。唐代，大缘禅师在沩山建寺，宋殿元易祓书匾：小沩山寺，又名大通寺。清雍正七年（1729），自广东兴宁移居醴陵的廖仲威，在沩山及附近广大地区发现瓷泥，即向小沩山寺住持智慧赁山采泥，并邀约同乡技工20余人，在当地招工，传授技艺，创办瓷厂，生产釉下青花瓷，是醴陵瓷业发源地。后逐渐向赤竹岭、老鸦山、王仙、大林、漆家坳、五石窑前等地扩展。
兴旺时、沩山有瓷厂百余家，成为醴陵的瓷业生产经营中心，成为造福沩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兴产业基地，成为推动醴陵经济社会进步的新“洞天”，曾有“小南京”之美称。廖仲威等在小沩山寺后为先师樊进德（明朝人）建樊公庙。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为樊公生日，大开庙门，各厂业主、技师、徒工齐来拜祭。平时各厂开窑必祭祀小沩山寺于1990年前后修复，1996年再建山门。樊公庙于1958年被拆毁。宁远九嶷山洞天、望城洞阳山洞天、辰溪大酉山洞天、桃源桃源山洞天，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名“玄真太元天”。
道教在泉州文化中流传也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道教文化在对泉州社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从小孩出生，结婚，生孩子，做寿，丧事等等都得跟道教打交道。而且泉州的地方戏曲，民间文学等等也深受道教的影响，一起来看看泉州道教文化的历史吧！
一、泉州早期的巫术传说
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记载，早在秦汉之际，泉州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的活动。如泉州城北清源山有大道岩，别称芭蕉古洞。相传秦时泉州有一个叫大道的人，修真于清源山芭蕉洞，后人据此传说，在芭蕉洞供奉大道，称其地为大道岩。又传秦时的高人道渊，结茅惠安万岁峰，自此白云常覆盖山顶，帮称白云岩。
据五代徐铉撰《稽神录》载，汉代泉州有一个善禁祝巫术的人叫陈寨，为人治病多愈。时有一个漳州人叫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治，乃往请陈寨。于是设坛厅中，劈苏氏子，取出心脏悬于东壁，然为家犬所食。
陈寨急于出门而去，顷刻，手提心脏入厅，塞入苏氏之腹，其腹遂合无恙。苏氏子醒，但连声高呼"递铺！递铺！"苏氏家人见状，莫知缘由。后来才知道是陈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之子。以上两个传说，一为尸解成仙，一为方士巫术，其内容荒诞不经，但它反映了古代泉州道教流传以前的方士巫术活动的情况。
二、西晋、南朝时泉州的道教
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在泉州府治南建置了该地最早的道教宫观，称白云庙（玄妙观的前身）。东晋末年，信奉五斗米道的卢循农民军败退入番禺，控制晋安郡，时间长达一年多，道教在泉州的影响扩大。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记载，南朝的梁代时，泉州的惠安灵鹫山上，据传有唐公、宝公、志公、化公和郎公等五个道士隐居，并在山石上刻符五道及凿刻"五公山"三个大字。
三、唐朝泉州的道教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奉老子为其祖先，所以泉州的道教得到地方官员的倡导，发展很快。唐朝中后期，北方战乱较多，泉州地处东南海隅，受战乱影响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人口较多，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80年代中，在泉州东门外东岳行宫附近，发出一座唐墓，其劵顶墓砖打印有"乾封二年（667年），刺史上柱国"；另一面打印"武吕中平安大吉"。此类唐朝墓砖，抗战期间庄为玑教授在泉州安溪县城郊也有发一现。这是唐初泉州道教盛行的物证。
唐朝泉州兴建的著名道观，有原来的白云庙于神龙元年（705年）改为中兴观，开元年间改名为隆兴观。据《八闽通志》载，泉州开元观在极宫右，唐神龙初建，名龙兴。开元年间（713－741年），改为开元观。此外，还有城西南的金粟崇真观和行春门外的紫极宫。
唐朝，泉州出现一批著名道士和著名道教学者，对道教在泉州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道术精深的道士蔡如金修隐于清源山；道士郑文叔修炼于晋江紫帽山；著名道士蔡明濬修炼于晋江灵源山，他和虹岩道士罗山甫及泉州名士欧阳詹等三人有合炼道术之雅号。
惠安县著名道士吴崇岳，入泉州龙兴观为道士，专攻收精炼气道术，被朝廷赐号为"通元先生"还有南安县高田山道士杨樵，精于道家的岐黄之术。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唐咸通年间（860－874年）流寓泉州的罗隐。
他流寓闽中，尝游晋江罗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学道，其行踪被人们附上神奇的浪漫色彩，编成《画石马》等故事广为流传。唐建初（780年），避乱入闽的诗人秦系，他卜居泉州南安九日山右峰，弥年不出，精心致力于《老子》一书笺注。乡人为纪念他，号其山峰为"高士峰"。"高士峰"三个篆体大字，苍劲古朴，今犹存焉。
四、五代泉州的道教
五代时闽王政权推崇佛教和道教。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既推崇佛教又倡导道教。他们亲近道士，兴建道教宫观。五代末，留从效改建紫极宫于泉州城迎恩馆之西庑，陈洪近则兴建奉先观。五代闽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道教学者谭峭为师，并赐号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
南唐主则赐号谭峭为"紫霄真人"。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载，谭峭，字景升，泉州晋江人，国子司业洙的儿子。博学能文，嗜好黄老之术，云游终南山、华山、岱山、诸名胜。拜嵩山道士为师，学得辟谷服炁之术。后居江西庐山栖隐洞。晚年回归泉州本籍，修炼于北郊清源山紫泽洞。
谭峭为五代泉州著名道士，在全国道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他的道教著作《化书》流传至今。
五、宋代泉州道教的兴盛
宋代，泉州受北方战乱影响较少，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市舶司，海外贸易地位与广州、明州同列。宋政权南渡，竭东南之财以支天下之全费，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急速上升，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的理学也十分盛行。泉州的道教经历唐、五代时期的发展，至宋代进入儒、道、释合一的新时期。
宋代，泉州兴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宫观，仅方志上记载的就有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和真君殿。还有惠安的崇真观，安溪的通元观和南安的徐道庵等。
宋代泉州出现不少著名的道士。他们或善书法，或精于岐黄，或有种种灵异而名闻于世。如精于琴法的天庆观道士苏绍成，朱熹前往拜访，赠“廉静”二字，且为其琴作铭。以清修道学著称的天庆观道士陈以文，庆元年间（1195－1200年）赐号守素冲虚大师。“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的清源山纯阳洞的裴道人，清源山天柱峰的道士林道和法石院的碧桃道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道士。
宋代，泉州道教学都博览广采道家经书，著书立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名宦吕惠卿（1032－1111年），泉州人，进士出身，累官参知政事，原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元年（1078），向神宗皇帝上表章，并递上所撰《道德真经传》4卷，希冀作为治国之道。
曾慥，泉州晋江县人。绍兴十一年（1141年），擢太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绍兴十七年（1147年），任虔州知州。他编纂巨著《道枢》，主张“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
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重视对道教诸神的崇奉，他们都借对道教神仙的祀奉来宣传儒家思想，或为发展海外贸易服务。如嘉祐二年（1057年），侍郎赵涯创建烈庙（即以后的府城隍庙），以城隍庙与地方官阴阳互为表里，治里泉州。
嘉定、绍定间两度知泉州的真德秀，多次写《真武殿祝文》，到法石真武行宫祀道教玄天上帝，以祈消弥水患，保证农时。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尚书张汝锡修建东岳行宫，以祀道教四方神之一的东方青帝。
知州倪思很敬重天庆观道士陈以文。理学家朱熹敬重道士苏绍成。真武庙又成为宋代泉州“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商人外出经商，企求神灵保佑，香火旺盛，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六、元代泉州道教的继续发展
元代，元太祖和元武宗均尊崇道教，经常赐封著名道士，所以元代泉州的道教也很兴盛。《元典章》载，道士可免除差役，为元泉州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典章·礼部》载，中央设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专门管理“和尚先生”（包括僧人和道士）等各门宗教僧人，且在地方各路、府、州、县设置下属机构，称僧录司、僧正、都纲等，具体管理地方各门宗教。
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又同意各处路、府、州、县的寺观，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长老，由“众和尚（包括道士）保举”，经有司批准而季任为“僧官”，以处理寺庙宫观内外事务。至元十八年（1218年），著名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时膺任福建行省左丞，与受道学影响极深的兄长蒲寿，两人“协力捐财”，重建清源纯阳洞道、佛寺观。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蒲寿之孙蒲一卿与万户孙信斋，再次协力修缮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观，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贞元年（1295年），改泉州天庆观为玄妙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它的影响力并没有后来的佛脚来得大，但是道教文化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四川的巴蜀地区的主要以成都文化为主，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东方文化的瑰宝。据专家研究论证，包括四川成都在内的巴蜀地区和巴蜀文化，在道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起有重大作用。成都以其道教文化丰厚底蕴和分布众多的着名道教文化景观，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海内外专家和游人的目光，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道教思想重要源头之一。据着名学者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所说的“天下之中”、“神仙胜境”——昆仑，即指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西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昆仑文化也可以说就是巴蜀文化。
而正是昆仑文化产生和蕴涵了道教文化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不死观念、肉体升天等；而西王母、黄帝、女娲以及风伯、雨师、雷祖和龙等众多道教尊奉的神灵、神物在《山海经》中均可溯源。
道教发源地。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均以东汉中后期张陵（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作为道教创立的开端。经考证，张陵是沛国丰人，即今江苏丰县人，而其创教地点是在四川成都的鹤鸣山。相传，东汉顺帝（126-144在位）时，张陵在此修炼，造作道书，自称天师，创立五斗米道。
该道奉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并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后来发展成中国道教的主要流派正一道。此山又曾是五斗米道的早期传教点，二十四治中的第三治鹤鸣神山太上治。因此，历来都把鹤鸣山看作是道教的发源地，故而今，又有“道源圣城”的美誉。
据专家分析，张陵创道于四川成都鹤鸣山，具有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基础，一方面是当时四川地区今文经学的风气盛行和黄老道术的流行，同时也和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和巫术的盛行有关。
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所在地。早期道教，不仅主张自食其力，反对残酷剥削，劝人救穷周济等，留有丰富的政治思想言论，而且还将其付诸实践。他们凭借其前后两次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用以全面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并取得了成效。
这两次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即由张鲁于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和由李雄于西晋末年在成都地区所建立的政权。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东汉时候的汉中地区，乃是属于益州，故二者均在巴蜀的范围。
历代神仙人物传说众多。除《山海经》中各种有关传说之外，在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一些着作中，还有不少关于巴蜀开国君主的一些神话故事。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地与早期天师道和李家道历史相关的神话传说，不仅有老子与关尹喜相约于成都市青羊肆的传说，还有老子与张陵相会于成都玉局治的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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